在重庆市江北嘴长安汽车科技专题展入口最显眼的地方，静静地摆放着一辆军绿色老式吉普车。并不出众的外表却难掩其光辉的历史，它就是中国第一辆吉普车“长江牌”，在五十年代由长安人自己生产的。曾有一位外国友人到长安汽车参观，见车兴叹，准备出资一百万美金购买此车，但公司婉言谢绝。正是这辆车，揭开了长安与汽车的不解之缘。

1957年初，中央提出“军民结合，学会两套本领”是国防工业在和平时期的生产方针。长安按照中央指示和上级部门安排，除已投产的猎枪外，先后选定了机床、柴油机、吉普车和精密量具作为长期生产的主要民品。正是在这一次“军民结合”发展中，中国第一辆吉普车——“长江牌”46型越野吉普车在长安诞生。

从1957年9月按照美国CJ-5样车组织测绘设计，经过半年多的技术准备，四个月的试制，长达几个月的超负荷工作，齐心协力的共同研发，日夜兼程进行全方位对比，在1958年5月就拿出第一辆样车，然后发现问题，改进生产，当年就完成38辆生产任务。

“要说那时候搞‘长江牌’吉普车可真是难！”时任“长江牌”吉普车总装车间技术主任的路国玺至今提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我们现在搞汽车一投资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那时候国家没有钱，工厂也没有钱，没有专用的机床、试验的设备。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汽车厂能够从事正规的生产，也没有正规从事汽车配件生产的厂家。生产机枪和生产汽车完全不是一回事，机枪是一个铁砣砣，加工起来容易得多。汽车就不一样，玻璃、橡胶、齿轮、轴承等等，加上当时又遇上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撤走专家，拿走图纸。所以在当时那种生产基础上搞起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由于当时条件艰苦，造车所需的零部件几乎都是用锤子等简单的工具一点一点敲出来的。因为没有模具，工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把一整块钢板放在各种角度类似的器具上敲敲打打。工人们总结出，要做车壳上大弯拱的部分，先在地上挖个拱形一模一样的坑，钢板放坑里敲起来最有效率，还不容易走样。“说起来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要笑话了，我们敲出来的车壳是坑坑洼洼的。”时任长安热处理车间主任赵天辅透露，为了让“长江牌”吉普的车壳看起来更美观，工人们在覆盖件上刮上了厚厚的泥灰，等表面完全平整后，再刷上漂亮的草绿色漆。

曾经参与该车底盘装配的技术干部徐光祺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1958年，我接到通知，到吉普车底盘装配车间报到，负责把发动机安装到底盘上，接到调令后我高兴极了，因为当时全国只有长春汽车厂生产大卡车，长安率先生产吉普小车，开了全国的先河。可惜的是，开始生产没多久，就到了1959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当时国内情况非常恶劣，那时候灾害不像现在这样，现在国家都有一定的储备粮，那时候国家没有，大家都没有吃的。”

“我们当干部的每个月只有21斤供应口粮，工人只有30来斤，根本不够吃，当时在8车间，经常都有工人饿昏过去的。饿昏倒了，工友们帮忙灌两口盐巴开水，醒过来，接着又干。那玩意儿喝多了人就会出现浮肿，用手指一按自己身上的肉，就凹下去一个坑，老半天肌肉都起不来，人浑身都没劲。”路国玺提起这段日子，仍然唏嘘不已。

除了物质匮乏带来的困扰，技术上的匮乏也让“长江牌”吉普车的诞生一波三折。当时在检验科工作的董炎，就参与了多次技术攻坚，他回忆道，“生产‘长江牌’吉普车时，因为我会开车，所以工厂把我安排在检验科工作。打日本那会儿，我在昆明军校读书，我们要毕业的时候学校开始分班，有仪器班、军器班好几个班。我在学校的时候，美国炮、美国枪拆了又装，已十分熟悉了，就是没学过汽车，后来美国教官就把我编在了汽车班，我就在那里学会了开汽车。”

“长江牌”吉普车主要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它的方向机有时走着走着就不灵了。董炎和同事们请教了很多厂的技术人员，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还请清华大学机械系主任凤景仪帮助把结构图画出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刹车问题，老是刹不死，刹车片的质量不稳定。这两个问题一直不好解决，这跟我们国家当时整体的装备制造水平有关系。就这样，车子总算是生产出来了，接下来就要接受两万五千公里的路试考验。

“当时是由军队组织进行路试，路试场设在总后勤部，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公主坟那里。当时有一项叫跑磨合试验，从北京到天津跑来回，跑两万五千公里。军队要求很严格，凡是马车能过的地方，要求我们的车也能过得去。”路国玺回忆道，“我记得在1959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军方组织了有英国车、美国车、苏联车，还有大型货车的一支车队，进行了一次试车。路线是往张家口、察哈尔方向走。”

二三月的北方，冰雪刚刚开始融化了，路非常滑。“长江牌”吉普车底盘低，经常陷进水坑里起不来，工人们就只好跳进刺骨的冰水里把车抬起来，然后继续上路。车在途经张家口地段时要爬一座山，在爬山时出事了，有一辆车的前轮掉了，路国玺当时就在那辆车上。幸好是右轮掉了，在靠山的一面，车撞在了山壁上，要是左轮掉了，连人带车都会掉进山谷。后来检查，是车轴上的一个铸件断了。当时铸件是延用做机枪的铸件工艺。针对这一情况，后来工厂很快自己研究出了铸钢工艺，把这个问题给彻底解决了。

1959年，徐光祺负责将20辆用于参加建国十周年阅兵的吉普车送到朝天门码头装船。带队进京的，就是路国玺。眼看轮船越走越远，想着吉普车不久将出现在首都北京，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徐光祺和同事们当时在码头上激动得几乎要落泪。

作为中国第一辆吉普车，“长江牌”承担起国家汽车工业的先锋官重任。重1150公斤，最大载重量440公斤，乘员6人；同时有4缸4冲程气化器式水冷发动机，排量2199毫升；最高时速115公里，100公里油耗13.7升，最大爬坡度30度……“长江牌”吉普的各项数据，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上，填补了多项空白。

而能参与进入国家多项重要政治场合中，“长江牌”吉普坚不可摧的优异品质是首要保证。直至1963年，“长江牌”46型吉普车累计生产1390辆，其中绝大部分装备于解放军各大部队中，为中国军队保驾护航。后来因为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工厂加强军品生产，弱化民品，1963年底，上级指示，长安将自己研制的该车型的图纸资料完全交付给了筹建完毕的北京汽车制造厂，为北京吉普成为一代名车奠定了较高的起点。

尽管就此结束了历史使命，但长安研制的“长江牌”46型吉普车，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长安在改革开放后的汽车生产上踏步前进奠定了基础。今日之长安，尽管已从军用汽车中转身，在民用汽车中不断取得骄人成绩，然而，回忆第一辆吉普的诞生，仍然给了无数长安人不竭的动力。